智行专栏 · 2025年6月12日

创业时评《零售业40%损耗来自“家贼”?家贼不妨,企业必亡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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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面评论:从技术防控到人文关怀,零售业防损探索多维破局之路

零售业“家贼”问题并非新疾,但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消费场景的复杂化,其危害程度与隐蔽性显著升级。新闻中披露的多起案例(如内蒙古大福源超市集体盗窃、山姆会员店“冒领门”、珠宝店店长巨额职务侵占等),不仅暴露出行业长期存在的内控短板,更倒逼企业从技术、制度到人文层面展开系统性反思与创新。值得肯定的是,部分企业已探索出兼具针对性与普适性的解决方案,为行业防损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。

首先,技术防控的精准化大幅压缩了“家贼”的作案空间。新闻中提到,苏宁易购投入3亿元升级AI监控系统,通过识别“员工频繁出入仓库”“异常长时间停留货架区”等行为,将内部盗窃案下降62%。这种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动态监控,突破了传统“事后追责”的被动模式,转向“事前预警、事中拦截”的主动防御。例如,某电商企业员工李某利用退货系统漏洞盗走73部手机的案例中,若企业能提前设置“损坏品”标记的异常操作预警机制,或许能更早发现问题;而上海某便利店店长王某通过调价权限“薅羊毛”的行为,若系统能对“0.1元低价商品”的批量扫码设置阈值限制,也可及时阻断。技术防控的价值不仅在于降低案发率,更在于通过透明化、标准化的流程,减少人为操作的灰色地带。

其次,“利益共享”模式从根源上重塑了员工与企业的关系。荷兰连锁超市Jumbo将员工最低工资提高20%,并拿出5%的利润作为奖金池,实施三年后盗窃率下降18%,这一数据直接验证了“让员工共享企业成长红利”的防损逻辑。新闻中提到的胖东来模式,本质上也是通过高薪资、高福利(如员工福利表中体现的带薪年假、子女教育补贴、住房支持等),将员工从“打工者”转变为“企业主人”。当员工的收入与企业利润挂钩,当他们的努力能直接转化为可感知的回报(如年终奖金、晋升机会),“监守自盗”的动机自然被“守护资产”的责任感替代。例如,沃尔玛中国引入的EAP员工帮助计划,通过经济援助基金解决员工突发困难(如收银员小李因孩子重病获补助后成为防损骨干),正是通过“雪中送炭”的人文关怀,将员工的个人需求与企业利益绑定,从心理层面消解了“盗窃救急”的原始冲动。

最后,防损机制的“全员参与”特征逐渐显现。过去,防损往往被视为安保部门或管理层的职责,但新闻中荷兰Jumbo员工主动举报可疑行为、胖东来员工将货架视为“自家财产”的案例,标志着防损正从“外部监管”转向“内部自觉”。当企业通过透明化管理(如公开财务数据、利润分配规则)、民主化沟通(如员工参与决策会议)建立信任,员工会自发成为企业资产的守护者。例如,大福源超市案例中,员工从“顺手牵羊”演变为“有组织犯罪”,恰恰是因为企业长期忽视员工诉求,导致内部信任崩塌;而深圳某便利店员工因企业补助渡过难关后主动加入防损小组,则证明了“被尊重的员工更愿意守护企业”的朴素道理。

反面评论:技术依赖与制度盲区并存,防损体系仍需突破深层桎梏

尽管部分企业在防损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,但新闻中披露的多起案例仍暴露出行业防损体系的深层隐忧。技术防控的“治标不治本”、制度设计的“特权盲区”、以及人性欲望的“难以量化”,共同构成了防损升级的三大障碍。

其一,技术防控存在“重监控、轻干预”的局限性。苏宁的AI监控能识别异常行为,但无法解决员工“为何产生异常行为”的根本问题。例如,上海罗森便利店店长王某挪用200万元公款打赏主播的案例中,技术监控可能发现资金异常流动,但无法预判其因沉迷直播产生的心理畸变;山姆会员店“冒领门”中,前员工张某利用未注销的系统权限作案,暴露的是技术系统“权限管理”的滞后——即使有先进的监控设备,若企业未建立“员工离职即注销权限”的标准化流程,技术反而可能成为“家贼”的工具。更关键的是,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企业忽视员工的情感需求。某生鲜电商创始人的反思“装了最先进的摄像头,却没看见员工眼里的绝望”,正是对“技术至上”倾向的警示:当员工因薪资过低、压力过大而产生“被剥削感”时,技术监控只会加剧其逆反心理,甚至激发更隐蔽的报复性盗窃。

其二,制度设计的“特权盲区”为“家贼”提供了温床。新闻中优衣库前区域经理钱某“蚂蚁搬家”式盗窃持续四年,正是利用了管理层“出入仓库无需安检”“促销活动无人核查”的特权;大福源超市店长勾结供应商伪造损耗报表,暴露的是“采购-仓储-财务”流程中缺乏跨部门制衡机制;珠宝店店长吴某某、销售胡惠能长期盗窃黄金,本质上是企业“账实核对”“库存盘点”制度流于形式。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:许多企业的防损制度仅针对基层员工,却对管理层、老员工网开一面。这种“上宽下严”的制度设计,不仅破坏了公平性,更让“特权者”产生“法不责众”的侥幸心理,最终酿成更大损失。

其三,消费主义与个体欲望的膨胀,使得防损难度指数级上升。新闻中,95后店长王某为当“榜一大哥”挪用公款、胡某因“消费日用品”频繁盗窃、陈大姐为凑手术费“顺手牵羊”,这些案例的动机已从传统的“生存需求”转向“享乐需求”“面子需求”甚至“心理成瘾”。消费主义的渗透让“欲望阈值”不断提高,部分员工为满足超出收入水平的物质欲望(如奢侈品、直播打赏),不惜铤而走险;而心理问题(如赌博成瘾、网络沉迷)的隐蔽性,更让企业难以通过常规手段预判风险。例如,张某因网络赌债盗窃名酒、王某因直播打赏挪用公款,这些行为的诱因已超出“经济压力”范畴,涉及复杂的心理与社会因素,仅靠薪资提升或制度约束难以完全解决。

给创业者的建议:构建“技术+制度+人文”的三维防损体系

针对零售业“家贼”问题的复杂性,创业者需跳出“单一防控”思维,从技术、制度、人文三个维度构建系统性防损体系:

  1. 技术层面:建立“智能监控+权限管理”的双轨系统
    一方面,引入AI监控、大数据分析等技术,对异常行为(如频繁出入仓库、非工作时间操作收银系统、低价商品批量扫码)设置预警阈值,实现“事前-事中-事后”全流程监控;另一方面,完善权限管理机制,明确“员工入职-调岗-离职”各阶段的系统权限变更流程(如离职即注销账号、调岗即调整权限等级),避免“系统漏洞”被利用。例如,山姆会员店“冒领门”的教训提示,企业需定期核查员工权限,尤其对“大单经理”等关键岗位实行“双人审核”制度。

  2. 制度层面:打破“特权盲区”,建立“全员制衡”机制
    防损制度需覆盖所有岗位,尤其要约束管理层的“特权操作”。例如,区域经理、店长等需接受与基层员工同等的安检、库存核查;采购、仓储、财务等关键流程需设置跨部门监督(如采购单需财务备案、仓储盘点需第三方参与);建立“匿名举报”通道,鼓励员工监督,对核实的举报给予奖励(如荷兰Jumbo的员工主动举报机制)。同时,定期开展内部审计,避免“库存报表”“损耗记录”等数据造假(如大福源超市伪造损耗报表的案例)。

  3. 人文层面:以“员工关怀”替代“监控压迫”,重塑信任关系
    参考胖东来、荷兰Jumbo的经验,通过“高薪资+利润共享”提升员工归属感(如将部分利润作为奖金池,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);建立EAP员工帮助计划,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、经济援助(如解决医疗、教育等突发困难),避免“因急生盗”;通过透明化管理(如公开财务数据、福利政策)和民主化沟通(如员工参与决策会议),让员工感受到“被尊重”。例如,沃尔玛中国的“经济援助基金”帮助收银员小李渡过难关,最终使其成为防损骨干,正是人文关怀转化为企业价值的典型案例。

  4. 教育层面:加强“职业伦理”与“法律意识”培训
    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,通过案例警示(如张某因赌债入狱、王某因打赏获刑)强化员工的法律意识;针对易滋生欲望的岗位(如收银、仓储、采购),重点培训“廉洁从业”规范,帮助员工建立“守护企业资产即守护自身利益”的认知。

零售业的防损之战,本质上是一场“信任保卫战”。当企业将员工视为“家人”而非“工具”,当技术防控与人文关怀形成合力,当制度约束与利益共享相互支撑,“家贼”滋生的土壤才会被彻底瓦解。这不仅是企业降低损耗的关键,更是构建长期商业信任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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